老屋在村里称得上是最好的房子。房子坐西朝东，总共五间，正儿八经的五间大瓦房，一水的青砖青瓦，前出廊子后出刹。村里人说，我家连地主闫西五家的房子也比不了。这房子，是上百年前太爷置办的，他是晚清的文官，但到了我这一辈，房子已经破败的不像样子，后房檐透风，前墙因为有些倾斜，窗户被扭曲的不像样子。凛冽的寒风，会钻进了老屋每一个缝隙。
每年入冬前，母亲总要买点高粱纸，打点浆糊，糊上一遍。即使如此。也四处透风。
这五间破败的大瓦房，不是我们一家住，而是两家住。另外一家，是我的亲叔叔一家。一家两间半房。两家出来进去都走堂屋。左边是叔叔家，右边是我们家。每家虽然是两间半，实际上是两间，中间的堂屋各占一半，只能走人，还有，一边一个锅台。叔叔家实际只是一间，紧南边那间，是通向后院的走道，里面停放的是奶奶的寿材。我们家，是实实在在的两间，通开的。
我记事起，两间连在一起的火炕中间，有一道陈旧的糊纸的隔扇，隔扇里面，是奶奶和姐姐睡的。我和母亲，还有两个妹妹则睡在外面的炕上。父亲，是我离开乡下进城的前两年因肺结核去世了。他在世时，在饲养处喂牲口，极少回家住。
每到冬天，尤其是进了腊月天后，进老屋就如同进了冰窖，那股子冷劲直往骨头缝里钻。
最冷的三九天，村子里大大小小的河沟都冻的崩崩硬。那时候，没有温度计，也没有天气预报，就知道特别冷。每年冬天，村东头大坑的冰面上，都有冻死的鸟儿粘在上面。扣下来，拿回家在灶火坑里烤吃，可香呢！
每年，最冷的时候，母亲才会升起炉子。蓝色和红色融合的火苗突突的往上冒，但在偌大的屋子里也显得有气无力，感觉不到有多温暖。每天早起，母亲倒尿盆，里面的尿都会结上一层淡黄色的冰茬，可见屋子里明显是低于零度的。
深秋后，生产队分大白菜。一入冬，母亲就会把晒在房檐下的大白菜请进了里屋，一层大白菜，一层棒秸棍，码放在姐姐睡的里屋墙边处。但年年，一到三九天，那大白菜就会受到冻害，白色变成了枯萎的黄色，甚至被冻的淌出水来。这样的白菜，肯定是不好吃的，但一家人照吃不误。不然吃什么菜呢？总不能一天到晚啃老咸菜吧？
冷，像无形银灰色黏湿的蛛丝，在老屋里织成一片看不见的冰网，好像还在往外延伸，网住了整个冬的村子。
我印象最冷的一年，早上起来，一下地，就见一只小耗子被冻死在屋地上。看到这场景，我的牙齿会开始“咯咯”的打架。
即使那么冷，我印象中那会儿没有一年是不快活的。每天，母亲没等我起，她已经把我冰凉的棉裤棉袄放在火炉上烘笼烘热，什么时候起，她会把穿的戴的放在我的被子旁。
每天早上，躺在被窝里，我最爱听母亲在外面忙碌的声音。而这种声音，无一不是做母亲的付出。先是听到她开门声，吱拗两声，便知道她出门了。没有一会儿，就听见哗啦哗啦的声音，由远而近，那是她抱棒秸回屋做饭刮地摩擦的声音。下雪了，外面皑皑的白雪把窗户映得亮堂堂的。她打开堂屋的门，先会在院子里扫出一条道来。刷刷的，很有节奏声。然后，再去院子外面抱一堆做饭的棒秸，把雪抖落干净再进屋。
棒子渣粥一年四季是不变的。牛奶别说喝，就是听说也没有听说过。粥熬熟了的时候，粥锅里会泛起一层亮光的油乎乎黏膜，袅袅升腾的水蒸气会飘逸出一股玉米的香味，这种香味会透过大大小小的缝隙飘进屋子里，这会儿，我会不停的嘬吸。到现在，我还喜欢闻那种来自青纱帐特有的玉米粥的味道。
粥熟了，炕也热了，暖暖乎乎的，舒坦极了，真想躺上一天也不起身。
粥熟了之后，母亲会到院里靠北墙的鸡窝，把五六只下蛋鸡逐一的摸摸鸡屁股。看今天有蛋，她会露出满口黄牙（她是在有硫磺的温泉小镇长大的）的笑脸。有时，她还会兴奋的流出口水，好像中了大奖似的。其实，头天晚上，鸡进窝时，母亲已经摸过鸡屁股。不放心，早上再摸一遍，心里踏实。也难怪，一家人打油买盐，几乎全靠扣鸡屁股。她摸完，打开鸡窝门，就听见憋了一夜的鸡，撒着欢的往出跑。
鸡出窝了，我也躺不住了。冬日，不上学时，每天最开心的是出屋和小伙伴玩弹球。寒风，即便像刀子一样刮脸，也在所不惜。说也神了，每回一穿小大衣，我就不会输，发小们都说：就怕小牛子（乳名）穿小大衣，准赢球。哈哈。双手冻的生疼，肿的跟小窝头，可那时候也不觉得疼。赢的球，我会放到一个铁盒里。家里没人时，会登被子，放到破了口子的顶棚里，藏起来，生怕人发现。
院子里，有一棵大杏树。春来了，它用细腻的色彩描着大地的变化。杏树枝头花蕾一吐红蕊，老屋就开始暖和了。
老屋，二十多年前我已经拆除重盖。但冬日老屋的情景依然在我的脑海里存在着。它是寒冷破旧的，也是温暖欢快的。这种感觉，是不会褪去的。
